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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当代的乡土与当代的叙述
发布者:文联2015-11-19浏览次数:8663

  具有独立、自觉品格的文学早已不被历史束缚,文学也不再担负记录和叙述历史的责任,严格意义上人们也不必从文学中去获得历史知识和认识历史规律。但“历史”依然是文学和作家要面对和思考的重要范畴。历史的主体是人类、群众和个人,最终是每个具体的个人,是每一个具体个人能力的发展和自由的逐步实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实现的过程。文学所面对的正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以此为引领,我们可以对近40年中国乡土的变革和叙述再度梳理和思考。人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历史的人,它既是人类历史的前提,也是其结果。人类自身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过程,人与历史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实现了统一。30多年的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是中国农民创造性实践的30多年,也是中国农民自身生成和发展的30多年。从安徽小岗村到全国的土地承包,揭开了中国农民从物质极度贫乏的饥饿年代向温饱时代的转折。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1979年)中,“李铜钟”正是为了解决紧迫的饥饿问题而成为了“犯人”。渴望土地并对土地拥有支配权是温饱的前提,当然是中国农民亘古的梦想。《山地》(尤凤伟,1985年)中“五爷”对土地的“贪婪”就是一个代表。通过《种包谷的老人》(何士光,1982年)我们看见了实现温饱的曙光。此时的刘三伯不是担心吃不饱,而是担心有人来追究。而在《李顺大造屋》(高晓声,1979年)中,李顺大终于可以建房了,为此他梦寐以求了40年。严格地说,此时的中国农民还是与他们的祖先一样的传统农民,他们追求实现的温饱是千百年中国农民仍未实现的生存权利。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工业化悄然兴起,乡镇企业蔚然成风,中国农村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开始,而且一开始就进入一个异常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至今我们还可以从《分享艰难》(刘醒龙,1996年)中体味到当时乡镇财政的窘迫和乡镇干部的无奈。这一时期中国乡村的复杂远远不是基层财政体制问题,广大农民巨大热情的释放,使得农产品的流通成为问题,剩余劳动力成为问题,农村市场体系的缺乏很快导致高额的农民负担和粮食问题。《抢劫即将发生》(楚良,1983年)叙述了一个农民密谋抢劫运输化肥的车辆的故事,它无疑较早地触及了农资价格和供应中的双轨制问题。《虾战》(邓刚,1990年)整个故事的发生和推进充满了国营、集体、个体养虾户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乡长》(林和平,1989年)中的“乔乡长”面对的是矛盾交织的农村工作局面,作品正是在这复杂的矛盾中塑造出工作经验丰富却不受上级欢迎的“乔乡长”形象。在乡镇工业兴起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恶性竞争、破产倒闭、大规模的污染。《癞花村的变迁》(星竹,1987年)、《九月还乡》(关仁山,1996年)、《年前年后》(何申,1995年)等作品不同程度呈现了当时乡村经济和农民生存问题的复杂性。《村支书》(刘醒龙,1992年)、《沂蒙九章》(李存葆、王光明,1991年)以不同的方式折射出当时中国农村基础建设和设施贫乏。《我的天堂》(何建明,2009年)以报告文学形式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乡镇企业的繁荣与衰败及其带来的污染和破坏。这是中国乡村从传统乡村走向现代乡村的一段艰难的历程,是中国农民从传统农民转向现代农民的一次涅槃,无疑,无数的农民、广大的乡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事业投入机制的改变,农村税费以及基层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广大农民在追求富裕与幸福的道路上迈入了如何与城市一体化发展的阶段,传统的干群关系演变成农民与社会职能、社会公共服务部门之间的关系,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面临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农民的梦想与实现不再仅仅依赖于土地,而是更紧密地依赖整个社会特别是城市的发展与机遇。

  在《陈奂生上城》(高晓声,1980年)中,乡村与城市的边界还是非常清晰的,上城是一次光荣而兴奋的旅行。当然对都市的向往和都市对乡村的吸引一直存在于乡村与城市的交往之间。《哦,香雪》(铁凝,1982年)、《人生》(路遥,1982年)以不同风格描述了乡村的精神世界在城市影响下所产生的变动。10年后,“陈奂生”上城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旅行了,而是千百万农民的迁徙、谋生、发展。在《癞花村的变迁》《九月还乡》等作品中,农民还在坚守土地,把乡村作为实现价值和梦想的惟一手段,转眼间,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和开发席卷到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那种原始的对饥荒和漂浮的恐惧已经淡去。城乡统筹发展、城镇化的潮流势不可挡地把他们卷向城市,但几亿人同时走向城市注定是一段不平凡的历史。《麻钱》(宋剑挺,2004年)的重点不是叙述农民讨薪历史,但以讨薪的形式出现。《马嘶岭血案》(陈应松,2004年)中的农民因为不断变化工钱而未得到满足,同时又目睹了勘探技术人员的富裕,最终杀害勘探队队员。城乡冲突、贫富矛盾以一种极端方式出现,血腥地描述了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好日子就要来了》(东紫,2011年)通过一个农村女孩在城市的打拼和奋斗,艺术地展现了农民进入城市的艰难。主人公王小丫的人生似乎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异乎寻常,但农民真正被城市接纳还有很多阻力,有体制的,也有文化和心理的。而另一面是乡村的衰败和空心。《漫水》(王跃文,2012年)虽然写的是两个家庭的两个老人慧娘娘、余公公之间的特殊情感,试图说明乡村依然有蓬勃而充盈的幸福。但毫无疑问,《漫水》中的乡村是一个孤独的乡村,是一个以老人为主角的乡村。林白的《妇女闲聊录》(2005年)是当下留守妇女的心灵史,梁鸿的《中国在梁庄》(2010年)则是关于当代乡村溃败与疼痛的田野样本。当然面对同样的乡村大势,李佩甫的《生命册》(2012年)试图挖掘乡村的生生不息的根源,为乡村的拯救提供审美的资源和力量。

  经过3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当代农民的自我生成,必然走向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升华,完成最终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和城市新市民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前提是人对自我的发现和肯定。对于数亿农民来说,完成对自我的发现只是最近30年的事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体的、个体的人,往往被强大的外在力量笼罩和遮蔽着。在《玉米》(毕飞宇,2001年)中,在权力的笼罩下,柳粉香没有自我;在对权势的需要中,鄙视柳粉香的王玉米一样丧失了自我。具体的、个体的人的发现,自我的呈现,只有在人的外在束缚被解放之后、只有在打破禁锢人的心灵枷锁之后,而打破这一禁锢是一个过程。在当代乡村,这一过程的起点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广。《乡场上》(何士光,1979年)中的冯幺爸就是一个处于这个过程的起点并且表现出了自我发现的农民形象。在计划经济时代,冯幺爸是梨花屯的一个酒鬼,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农民,是谁也不会注意的人。在承包责任制之后,用冯幺爸的话就是“国家放开了庄稼人的手脚”,他“有的是力气”。这股强大的“力气”一直潜在他的体内,只是现在才成为改变他命运和实现他梦想的合法力量。

  当下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是一场更加深刻的变化,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至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几亿农民不仅要与传统的生产方式告别,也需要与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乡村社会告别。刻画和表达当下农民的生活,需要更加深刻理解和把握城市与乡村之间越来越模糊的关系和越来越模糊的距离。

  尽管实行城乡统筹发展,让每个农民都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城市化进程的基本价值追求,但经历了30年的城市化进程,农民被城市的接受或者说农民融入城市,依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业和收入、教育和保障、住房和身份、征地和发展等等,是当下农民和农村题材创作所面对的复杂矛盾,近几年来有不少小说敏感地触及到这一农民命运轨迹的变化,但与农村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相比仍然显得不够恢弘和深刻。

  在30年中国乡村的发展历程中,不同阶段的乡村世界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和目标,不同阶段的农民有着不同的生活内容、生活风貌和具体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乡村发展轨迹中,铭刻着广大农民的梦想与实践,即从渴望温饱到富裕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从传统到现代,从混沌、失范到公平、正义。其间,乡村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单纯的乡村社会向城乡一体的新型乡村的历史性巨变,农民的身份主体经历了从纯粹的种植耕耘主体向亦农亦商、个体经营、乡镇工人的转变,并逐步向城市劳动者、现代化农业主体、产业化农业主体的转变。这是一个见证亿万农民本质力量的过程,是亿万农民真实具体、血肉丰满的开拓奋斗历史,也是广大农民心灵和精神世界的自我建构过程,是广大作家道德良知、艺术才华充分而淋漓的张扬和创造过程。30年乡村的梦想与实践,农民铸就了乡村30年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文学呼应、引领、书写了乡村30年的精神历史,一部关于梦想和实践过程的历史。